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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二年進士，此際三十一歲。本為官場新嫩，但大明官場進步并不一定以資曆論英雄。

明代選人之法，每年吏部有六考、六選。科道官的選舉，初時在六選之中的類選，後改為獨立于六考、六選之外的行取。

所謂‘行取’，即為直接行文取用，無制度上的意義。後世稱之為“說你行你就行”的翻版。然而明代科道官，其‘行取’有祖宗家法規定。

太祖時期，政權初定。太祖言：“禦史台、提刑按察司等，乃耳目之寄。務能振肅百司，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在他孜孜求治的心态下，科道官的選擇是不問出身，不拘資格，“唯賢良方正是舉”，還有平民百姓當了科道官的。

按照太祖留下的選材原則，後世皇帝增加了制度化，規範化的“行取”規定。“國家定制，必選部寺之英，郡縣之良，老成練達，力有擔當者始授。”

所謂“郡縣之良”，即為知縣、推官的“行取”。此條定制的初衷，即為科道官的選取，不從“初仕”之進士中選擇，必須有工作經驗的，才能選為禦史、科道。然而實際執行中不是太好，“行取”比例隻能逐年緩慢增加，有時候還有下降。

成化六年，科道官“行取”制度固化，“凡任知縣、推官，由科目出身，曆三年以上，政績顯著者，以次行取，送各道問刑半年。”

成化以後，六科的人員選拔，知縣和推官終于占了一半以上。因為科道能以小制大，成為朝廷美缺。

明初士人中進士，“上者期翰林、次者期給事、次禦史，再次期主事，得之則忻。其視州縣守令，若鵷鸾之視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喪，對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

沒有行取制度時，“一考定終身”，成績好的留京，成績差的出外。在外任職的，玩命幹到死，不過是兩司郡守，這就到頂了。

有了行取制度，當初的學渣可以走一條“蘭台捷徑”。一旦被選為科道官，“俟有勞績，兩轉而擢京堂，不期月而簡開府，年例則一歲而轉方面，誠重之也。”，雖然比不得翰林的天花闆在内，但尚書有望。

餘懋學玩的路子，就是“蘭台捷徑”。隆慶二年中了進士，成績在二甲開外，授撫州推官。後來打通了楊博的路子，以“行取”擢南京戶科給事中。

為防止科道之官和被監察對象勾連，且不塞地方官“行取”之路，科道官最多幹“三考”，就是九年。最遲九年後，幹的最差的禦史、科道回到原級别任用，其餘的用不上年就升官别任。

六科給事中升級，最少三級，也就是從正七品直升從五品，多數升五級，也就是升到從四品，起步就是六部主事或外放知府。也有一下子升七級的，那一般是有了大名聲，或經過朝争，挨了廷仗，或流放之後起複加官。

但是，就算科道連升七級，若當初參了尚書、侍郎等高官，一旦遷轉，就很有可能落到仇人手裡。所謂“官升七級，勢減萬分”，當初怎麼吃滴，如今怎麼吐出來。

由此制度弊端，明代禦史和科道官，除了像海瑞那般志不在升官，每次卻都不得不升的。其餘都必選恩主，否則一旦升轉，即為闆上魚肉。若無恩主，則不敢參高官顯宦，隻能拿四品以下或者勳貴撒氣，且參劾的都是失儀、非法使用朝廷馳驿或者如譚國佐那般朝會遲到等等，既完成了考核任務，也不往死裡得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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