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時候再說吧,我先把手裡這個案子做完。”
同寝但沒有同住過的室友吳婧是中文系的,她也是個積極分子,也剛交了入黨申請書。她所在的中文系也給她安排了找檔案的活兒。
這天下午,吃過晚飯,宗齊光去打籃球了,姜明光回寝室看看。不能說大學四年連室友的臉都對不上吧。
吳婧來開了門,姜明光驚訝的問:“你怎麼哭了?”
再一看,吳婧和其他幾個女孩都眼圈紅紅的,她更奇怪了,“出什麼事了嗎?”
吳婧勉強一笑,“沒有。”小心的關好門。“我們正在——正在看一份檔案。”
“誰的?”吳婧一說她就明白了,别說,那些右|派裡真的很多下場極慘,不知道怎麼死的,也不知道死後怎麼處理的遺體。
“你看看吧。”吳婧塞給她一個作業本。
檔案肯定不能随便帶出來,吳婧便用作業本手抄出來。
這位學長是個女生,出生于1932年,親舅舅參加革命很早,曾任江省的我黨負責人,犧牲的也很早,1927年死于“四一二事變”,屍首沉在長江,再也找尋不到;母親在解放前是少有的女性企業家,暗中幫助地下黨,捐錢捐物捐藥;父親留學英國,回國後擔任過一些國民黨政府的職務,也曾經幫助過一些我黨地下工作者;學長也能算是個富二代,白富美,接受過極好的教育,15歲就瞞着父母為組織工作,可以說覺悟很高。
手抄檔案中有不少同學師長對其的評價,稱其“娴靜似嬌花流水,行動似弱柳迎風……”,又稱其為“燕園林妹妹”。學長原本随父姓彭,解放後毅然跟不夠進步的父親決裂,去掉父姓,改“彭令昭”為“林昭”。
同學的描述可能也說明林昭的身體并不好,并且素有才華,畢竟不是人人都能跟林黛玉“碰瓷”的。
林昭1954年以江省文科第一考進圓明園職業技術學院,填報志願中國語言文學系,成了中文系才女。她的志向是成為當代最優秀的記者,選擇了新聞專業(當時新聞跟中文還沒有分開)。
命運的轉折發生在1957年5月底的一天。
有人貼出了本校第一張大字報,因而成為了人民群衆的對立面,東大門外的馬路上成了一個群情激昂的場所,林昭跳上桌子,問出來:“我們不是号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
現場群衆記下林昭的一言一行,當時有人質問:“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林昭問:“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接着她又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系。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們為了她的敢說而靜默。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這位勇敢說出“刀在口上之日”的學長,在這天晚上寫下了“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盡管孩子過于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的日記。
之後,更說出了“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這樣的“真話”。
在特殊年代,說真話的反而成了階級敵人,這是多麼可笑又可怕的事兒啊!
檔案很厚,以至于吳婧抄了整整一本作業本。其中收錄林昭的“罪狀”,很多日記,群衆的檢舉信和“劃清界限”的公開信等等。
客觀的說,學長很天真,換個人很可能就認罪了,但她從不曾認罪,始終認為自己沒有錯。對呀,說真話怎麼成了“錯誤”呢?這是多麼荒謬的事情啊!
1960年,林昭因某事被捕,她的父親當時是“曆史fan革命”,已經跟她母親離婚,在街道接受群衆監督改造,靠糊火柴盒為生,聽聞愛女入獄,幾天後自殺身亡。
數年後,林昭死後,其母精神崩潰,流浪街頭,最後死在滬城街頭。
平反是闆上釘釘的事情,這是時代的悲劇。以林昭的文化素養和見識,做新聞記者會是一個“敢說真話”的記者,成為學者也會是個認真的學者,一定會在新聞界或曆史、文學界有姓名。
女孩子們哭得稀裡嘩啦,為學長感到惋惜和不平。
但斯人已逝,我們能做什麼呢?
吳婧說:“學長是榜樣,過去的損失已經無法挽回,隻希望國家的未來越來越好!”
姜明光深表贊同,“錯誤是很可惜,但正因為錯過,現在才更應該吸取經驗教訓,避免再次犯錯。我相信國家是會越來越好的,人民會越來越富裕,國家會越來越強大。這一點一滴需要人去做,不做,就永遠不會改變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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