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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以來，曆來王朝大政，莫不以供奉京師為先。所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秦至北宋，各朝代的京師變動軌迹為長安——洛陽——開封這條自西向東的路線；南宋至明清，這條變動軌迹變成了杭州——南京——北京，由南至北的路線。中間的五代十國，可以視為大轉向的過渡時期。

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不斷北移，經濟中心的不斷南移。漕運的地位越來越高，到了中、晚明時期，以漕運為中心的行政組織網絡，使大運河成了帝國的核心血管。由這大動脈延伸出來的物資調運等經濟活動以及行政權力的輻射，最終形成京杭大運河政治經濟帶——為明清兩大帝國的核心圈。

後世有學者認為，唐宋以前的運河以中原為主，呈多枝葉形發展，将衆多地區聯系起來，對平衡調劑經濟有重大作用。但元明清三代，運河拉長，經濟帶線性分布，将帝國中部和西部抛在核心圈之外，是不利于帝國統一的——也算是一家之見。

保京師這一封建帝國的根本政治經濟模式，将運河這一水道徹底的政治化，為了維護漕運暢通，曆代中央政府都是不惜一切代價，局部利益的犧牲根本無法和漕運暢通這一政治正确相抗衡。

漕運的暢通，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費為代價的。從蘇州運一石米到京師，需要耗費兩石米的開支。明清兩朝，年均向京師運送四百萬石米，運費每年即達八百萬石。再加上每年疏浚河道，設立管理職官、差役，修造漕船，設置屯田等等花費，開支極大。

由此巨大的浪費和支出，圍繞着運河形成了龐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集團。元代有海漕要好很多，明清兩代，中央政府幾乎一直處于被運河綁架的狀态。

圍繞着漕運的官僚群體和因漕運而就業乞食的人群，形成了強大的一股利益群體。最大的收益群體當然是——運河官僚。他們獲益的方式多種多樣，最主要的是不斷制造水災，興辦治河工程，進而中飽私囊。

所謂“河官習為奢侈，帑多中飽，寝至無歲不決。又以漕運牽制，當其事者無不腐敗。”有明一代，自成祖以後，曆代皇帝實錄中每年幾乎都有運河決口的記錄——無論澇旱。

上行下效，通漕之省大小官員，對名目繁多的“剝淺費、過閘費、過淮費、屯官費、催繳費、倉儲費”利益均沾。即使是不起眼的漕兵伍長，也“鮮衣怒馬，酒樓歌館，舉百萬錢蕩而化為灰燼”。

除了這些貪污之外，因為漕運通南北，各級官員差役，多夾帶私貨牟利。到了明中晚期，這些官員和黑惡勢力勾結，發展到隐藏犯法人口，倚勢行兇害人的地步——借名阻礙河道，敲詐商民乃至圖财害命。

然而，盡管漕運官員多數腐敗透頂，但偶爾也能出來一股清流。王宗沐總漕在這個利益團體裡，即為奇葩一枚。

明代漕運主官，先為漕運使，後為漕運總兵，最後轉文職為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監管河道。後來大家嫌這官名太長，一般稱為漕運總督或者總漕。

這個官職前面一般加銜為左、右都禦史，三品高官。後世有人統計過，明代總漕平均任職時間為一點八八年，還不到兩年。嘉靖皇帝在任四十五年，就換了四十個總漕。

為什麼？漕運裡面涉及的利益太大、太多了。總漕的權力範圍和漕運總兵、漕運參将、地方州府、河道總督以及都察院、六部都有牽扯，作為專項總督，和這些部門及官員既有合作，又有管理權的争奪，因此很少有總漕能幹長遠的。

王宗沐，字新甫，浙江臨海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隆慶五年從山東左布政使位置上被提拔為總漕。

這位老兄屬于典型的明代精英，半瓶子醋就敢晃蕩，就任當年即上奏隆慶帝恢複海漕。他的奏章朱翊鈞根本看不懂，特别不懂的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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