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朝堂上,侍禦史權萬紀上奏言道:“在宣州、饒州二州(今安徽宣城、鄱陽縣)發現一座大型銀礦,臣建議工部對這銀礦進行大面積開采;戶部在銀礦專門設立稅關,一年可征收數十萬貫稅收。”
李世民将權萬紀的奏章傳閱給群臣,讓群臣各抒己見。
特進蕭瑀上奏:“在銀礦設立銀礦,這是朝廷與民争利,時間長久後必會激起宣州、饒州二州當地百姓的民變。臣建議不講利,隻講義,不與民争利,隐富于民。”
禮部尚書王珪上奏:“我大唐每年财稅收入為二千萬貫,其中:租庸調收入一千萬貫;占五成;地稅二百二十萬貫,占一成多;鹽稅僅一萬貫,可以忽略不計;采礦稅僅二十萬貫,僅占百分之一。漢代理财專家桑弘羊說:“民富則不能受賞;民強則不能受刑”。因此,臣建議加大工商業商稅的征收,減少租庸調與地稅的收入,适當減輕農民負擔。”
中書舍人馬周上奏:“管仲在《管子·國蓄》認為:稅收是有形的,貿然加征種類如此繁多的各項稅目,必然會激起百姓的強烈不滿。因此,管仲提出了“寓稅于價”的間接稅思想,具體的做法是“唯官山海”:即将山中的鐵、海裡的鹽進行管制實行國家專賣制度,并對鹽鐵适當加價,将稅負轉嫁到鹽鐵等壟斷商品的價格之中。表面上,沒有征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因此,臣贊同王尚書的建議,将鹽鐵實行專賣制度,将銀礦收為國有,以增加國家稅收。”
陳國公侯君集上奏:“長安北衙禁軍三萬人,他們每年需要消耗三十萬石的口糧以及五十萬匹緞布、絹綢,合計價值約為五十萬貫左右;而南衙禁軍二萬餘人,盡管他們的待遇不如北衙禁軍優厚,但是每年的軍費支出也高達近三十萬貫錢,我大唐中央禁軍一年的财政支出大約近八十萬貫,中央禁軍的軍費支出都是由國家的租庸調制所征收的實物稅收進行承擔。臣建議适當減少軍費開支在租庸調的占比,将商稅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國家的軍費開支。這樣才能體現大唐建國之初所倡導的休生養息國策。”
“袁愛卿,你有何建議?”李世民聽罷群臣的發言,他并沒有當即表态,而是把目光掃在袁天綱身上,他想聽聽袁天綱的想法。
袁天綱人微言輕,本混在殿中的後列不想發言,聽到李世民點将到自己,隻好出列奏道:“大唐目前處于建國初期,官員數量還不是很龐大,因此官員階層的開支占财稅收入的比例很低,但随着時代的發展,大唐将會面臨‘三冗’問題。”
“什麼是‘三冗’問題?”李世民問道。
袁天綱侃侃而談:“所謂“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和‘冗費’:
先說‘冗兵’。大唐軍隊包括:中央禁軍與折沖府府兵。其中:中央禁軍有:北衙禁軍三萬人、南衙禁軍二萬人。全國共設十道,設置三百五十八個折沖府。一般情況是上等折沖府府兵共一千二百人,中等折沖府府兵一千人,下等折沖府府兵八百人。因此,全國十道的折沖府府兵約五十五萬人,再加上中央禁軍,我大唐總兵力約六十萬人。
近年來,随着大唐不斷用兵突厥、吐谷渾、薛延陀等國,兵力不但沒有縮小,反而越發膨脹。軍隊人數增長将直接導緻軍費開支增長。随着時代發展,臣預測大唐将由府兵制轉向募兵制,招募來的志願兵,都是需要付工資的。按每一位士兵光工資開支就不少,此外還有武器裝備生産、維護的費用、訓練的費用、四季置裝費、士兵退役一次性補貼、逢年過節的例行賞賜等等。将來大唐的軍費開支将是一個極其恐怖的數字。
‘冗官’。我大唐初期官員數量僅六百人,雖然大唐帝國人口的膨脹,疆土不斷地增加,僅僅靠為數不多官員治理這龐大的帝國是遠遠不夠的,将來還是要通過科舉制,招收一大批知識分子充實到體制内來。這樣一來,大唐的官員數量就不斷膨脹起來。這些人都要由國家财政發工資,将來财政壓力将會呈現快速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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