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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一魁聞言，略顯尴尬将近視眼睛摘下，湊近了讀笏闆道：“是。天津萬曆十五年共繳度支部稅銀二十五萬四千八百兩；其中，這個農稅十二萬三千兩；商稅七萬七千六百兩，工稅五萬五千一百兩。”

朱翊鈞點點頭道：“工商之稅還是少些，海關收入如何？”

楊一魁道：“海關去年收了三萬五千三百兩。但擴建了碼頭和軍港，都投進去了。”

度支部尚書餘有丁聞言道：“焉有是理？度支部收支兩條線，哪有地方自行花用關稅的道理！”

楊一魁忙道：“餘尚書說的是。下官焉敢亂了度支法度？此前向政事堂上了請示，堂劄批下來後，度支部關稅司那裡走了賬，才動用的這筆銀子。”

餘有丁料定必是如此，适才所言不過是暗戳戳提醒皇帝政事堂侵占部權，給梁夢龍上點眼藥而已。

梁夢龍臉上青氣一閃，朱翊鈞恍若未覺，隻接着問道：“過河錢收了多少？”

楊一魁心中暗道，皇帝怎麼隻圍着兵事、錢糧打轉，難道又要打仗不成？口中不慢道：“回皇上的話。臣以為過河錢非必收。因天津乃京師門戶，百商彙聚，府縣都不缺錢糧，因此為方便營商，天津不收過河錢。”

朱翊鈞聽了，不置可否，接着問道：“好，方便營商這想法好得很！然則民間應役可多，各縣有無免費征役？”

大變法所實施的丁、地稅收繳方式為“條鞭法”，與清代雍正時期“攤丁入畝”最大的區别在于，改徭役為征收丁銀而不是納入田畝統收“地丁銀”。丁銀類似于後世的“人頭稅”——此稅征收後，官府征發徭役要付工錢。

天津巡撫要求不征收過河錢，勢必導緻其地方收入減少一大塊。朱翊鈞擔心各縣為了政績，在徭役方面開了變法的倒車，故有此問。

楊一魁忙回道：“天津早就不征徭役。凡有營造，皆由官府招标，自有包工頭來投标。此輩多為鄉裡素有名望者，鄉人農閑時進城務工，由包工頭拿銀錢雇傭。”

頓一頓道：“官府隻管驗收營造工程，至于标銀夠不夠給付工銀，是包工頭的事，此誠為官民兩便之法。”

朱翊鈞聽到“包工頭”這三個熟悉的字眼，眼前仿佛閃過了“黑惡勢力”、“暴發戶”、“拖欠民工工資”、“豆腐渣工程”等一片關鍵詞，但隻是笑笑沒說話。

畢竟，包工頭和進城務工人員的産生，說明農民開始從土地上掙脫了基本的束縛，對于如今的曆史進程來說，其進步意義遠大于負面效果。

因仍有些擔心，朱翊鈞接着問道：“雜派情況如何？”

楊一魁回奏道：“臣到任後一年，已經落實了府縣兩級議政會之诏令。按‘鄉賢共治’的原則，天津各府縣俱設立了議政會，議員由鄉賢擔任。縣中稅官，無議員簽押不得派票。雜派之弊，用此法一概埽除了。”

“變法大诏隻說府縣可用鄉賢組成議政會，以裨益鄉治——天津的鄉賢如何選出？”

議政會之诏令，乃變法大诏“申民權”一章，隻有短短一句話，此後朝廷也沒出具體的管理辦法。朱翊鈞作為地主階級的總頭領，既要思索洪業傳至萬世之法，又要控制民權的伸張和變異，因此隻是埋了個由頭在那裡。

從萬曆五年八月大诏頒發，到如今萬曆十六年，十年間各府縣組成的議政會五花八門。有的如同天津這般，控制了縣官雜派權；有的則隻算是個名譽稱号；有的由地方文壇糾集功名士子組成；有的則當做榮譽給納稅大戶或修橋補路的慈善之家。

皇帝問鄉賢如何選出，楊一魁不知這一問中隐含着能夠改天換地的道理，隻平平常常的答道：“天津各縣，各有議政會三十人。選拔議員乃縣官之責也。新官到任，必訪知鄉賢耆老，施政才能有的放矢。若自家選的議員，專扯後腿也算縣官無能。若議員一味迎合縣官，卻難免本鄉之民詈罵，故不敢為鄉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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